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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芯片设计公司的角度，经常在思考的问题是，中美的芯片市场到底有什么区别，美国的经验能否照搬到中国来，造成这些区别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，为此分享一点思考。 这几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，中美两国的市场不仅有很多区别，而且区别巨大。由此可以推导出，芯片公司的运作方式必然会有很大不同。 我想分五个方面探讨一下。 首先，我们国家独特的“体制内市场”。 理解中国的芯片市场，不能绕开中国企业的经营环境，而这是由国家的体制决定的。中美两国的芯片市场，因所处的社会制度不一样，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物种，不存在可比性。 理解中国体制的关键，在于深刻意识到生产要素市场存在政府的行政干预，一切企业经济行为的蝴蝶效应从此展开。 我国的经济运行体制脱胎于长期战争和备战的历史，国家最终从政治动员形式转型为经济动员形式。各国的社会秩序都是其历史的独特产物，不存在普世规律，美国是“市场内国家”，而中国的特色是“体制内市场”。 在芯片行业，可以体现为投资内循环和市场内循环两个方面。 投资内循环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，在互联网上高歌猛进的美元基金在硬科技领域如鸟兽散，让位于以大基金为首的央地国资基金，后者在实践中形成了完美的科创板内循环模式。 市场内循环的做法则相对隐秘，通过分析科创板企业的收入来源，可以发现有相当多的企业收入并非来自民用市场，而是政府采购、特种行业，甚至有大部分收入并非来自产品销售，而直接来自于“项目”，最直白的还是补贴。 当然，有幸进入这个体制内循环的企业大多也是体制内的产物，有高等院校所属的企业（如清华复旦），有中科院/电科院所属的企业（如HWJ），还有大量央企和地方国企所属或者投资的企业，普通民营企业很难获取准入的资格。 内循环的基础设施和要素市场都是国有化的，招标过程的判断标准，需要企业的背景根正苗红，因此也诞生了不少围绕资质产生的衍生企业。当然也有少数民营企业得以进入了体制内市场，原因是技术门槛导致的供给稀缺性，或者特殊因素。 第二，地方政府企业家化的影响。 中国的税制结构中，增值税和营业税为代表的间接税占主体地位，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重视生产和投资，热衷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。地方政府对于企业起到了总部式服务的作用，地方官员则成为另类的企业家。 过去30多年的中国经济奇迹本质上是县级政府的竞争结果，各级政府扮演着当地“经济中台”的角色，分税制使得地方政府重生产而轻民生，大力刺激同质化的工业投资，企业获得的各种政府 “转移支付” 的支持也主要在生产侧，并最终导致产能过剩。 因为官员的任用周期，与企业的生命周期，市场的供需周期之间不能完全协调匹配，加之官员的晋升在某种程度上是零和博弈，无法对市场做出及时的正和调整。 芯片企业一旦规模化以后，就会有一种“受宠若惊”的感觉，各个地方政府官员纷至沓来，给钱给地，希望能去地方落户办厂。如果大家去统计一下过去三年，全国各个地方新建了多少封装测试工厂，包括MEMS、碳化硅等等，你会发现我们各级政府是怎么改写了重复建设的定义。 分税制下地方政府之间在各种生产要素方面全面竞争，使得企业可以在这种竞争中获得非常多的 “用脚投票” 的自由度，官员的评价体系跟营商环境强关联。这是一种地方与地方之间竞争带来的市场化。 因此对于企业，可以得到实实在在的“转移支付”的支持，但是带来的另一个现象是，以降本增效为主要价值点的企业无法快速横扫市场，市场中会存在大量僵尸公司无法出清。大量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以各种政府补贴为基础，在市场上存在，逆向淘汰有真正技术创新的公司，延缓了技术进步。 正常的市场，正和博弈会让大量公司要么兼并重组，要么自然淘汰，最后留下龙头企业。体制内市场存在大量关键节点和关键人，使得这种正和博弈难以顺利发生。 第三，集体主义与创新的问题。 东亚的集体主义文化天然适配大规模资源调动和组织生产。生产者只能集体完成使命，消费者从来都是个人主义。外需和内需的齐头并进，其实是要完成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无缝融合。 在集体主义的传统下，存在恐惧创新和轻视技术的倾向。创新意味着对稳定秩序产生负面影响，我们历来相信“用大钱办大事”，有“钱”就可以搞出所有的技术，比如两弹一星，但我们对“人”相对来说没那么重视，对于背后的知识产权的创造过程也一样。 紫光、哲库、格力、国产光刻机的不同案例，都各有体现。 在软件行业，一直没有跳开甲方和软件外包公司的模式，甲方拥有资源，只购买劳动力，甲方会索取源代码，乙方被不断剥夺知识产权的积累。在今天，很多地方做软件招标的定价体系依然是根据人头和工时。 硬科技领域相对来说好一点，一个是迭代周期比较长，定制化成本较高，另一个是有BOM成本，但客户的定价会无限趋向于BOM成本。 说到文化和创新，就话长了，没有必要在此赘述了。 第四，体制外市场的分化。 过去三十年，是外循环的成功，尤其是进入世贸组织后。 芯片的体制外市场与电子产品出口息息相关。最初，来料加工模式当然都是来自国外的芯片，外企为主的供应链逐渐在低端领域本土化，在手机、电脑、数码、家电、汽车形成了一些大的供应链集团，近五年来，芯片领域才真正进入国产替代的窗口。 当一个社会是“产能过剩，需求不足”的时候，其在本质上是反利润的。只有理解了这点，再去看中国的供应链市场，才会豁然开朗。 中国大量的企业挤在产业的中游和下游，内卷化竞争带来的结果是它们必须依靠着现金流而活，而不是利润而活。商品流通环节在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市场，本质上是因为大家都在做 “垫资” 的生意，拿掉这个 “垫资” 价值，很多环节本质上是不创造价值的。 这使得很多企业的生存具有脆弱性，一旦经济波动和周期到来，流通环节上任何的堵塞和延迟，都会要它们的命。而经济波动和周期都是客观存在，所以企业的生命周期就不可避免的很短暂。 低利润和高获客成本，摧毁了供应商的财务模型，使得很多公司陷入了“提供了价值，卖不出价格”的窘境里。 前一阵子某品牌汽车公司强迫供应商每年降价10%的新闻犹在，须知其支付条款是一年的账期，可见其国产供应商是多么的弱势。大量穷公司补贴大公司的怪象，当然不仅仅是在芯片领域，其实是我国的普遍现象。 消费类的芯片有很多类似的案例，有些国产芯片为了攻入大客户，提供了负毛利、长账期，附加大量人工现场支持，最后勉强拿到“二供”的资格，量还少的可怜，但是好处是可以宣布“进入大客户供应链”，可以继续融资续命。 这个市场，由于永远都可以存在新的进入者，先入者如果没有技术优势，竞争护城河永远建立不起来，除非其背后能拿到无穷无尽的补贴。 以上只代表一部分体制外市场，另一部分市场是下沉市场。 电子行业除了那些巨头以外，也存在着天量的中小企业，它们是没有人服务的散杂市场，深圳华强北是典型的散杂市场平台，自由市场的弊端也很明显，就是市场波动很大，炒货严重。 不过在这个市场上，甲方乙方可以平等说话，不再有贵贱强弱之分，要就要不要就不要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倾向于自由交易的市场，国产芯片在这里不再唯唯诺诺，也不需要搞定关键人，靠产品水平说话就好。 最后，技术壁垒带来的挑战。 如果一家公司大获成功，那么它肯定找到了一些因素扼杀了竞争。 这些因素可能来自于资质牌照（权）、金主爸爸（钱），也可能来自市场化垄断（微信）、规模门槛（美团滴滴）、资源垄断（分众），以上都是非技术因素。技术壁垒则是一个另类的搅局因素，是唯一政府很难掌控的因素。 比如ASML的光刻机，最近又被荷兰政府限制出口，我们虽然恨得牙痒痒的，但仍然希望能买到就好了，对于英伟达A100芯片和JSR的光刻胶的态度也是一样。 在国产GPU芯片领域，有五六家公司对标英伟达拿到了几十亿的巨额投资，当然可能其中不乏有掌握核心技术的人才，但是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悖论。假设这些公司都有追平乃至超越英伟达技术水平的黑科技，第一是英伟达凭什么有几万亿的市值，英伟达的技术显然被严重高估了吗？第二是五六家公司都能做出来的，还是不是高科技？到时候大家互相内卷杀价，还不是一样没利润？ 如同互联网时代的“To VC”创业模式，芯片行业也出现了大量迎合政府基金的创投项目，良莠不齐，令人眼花缭乱，很多专业的行业人士尚且看不透技术盲盒，何况是外行的政府，这种情况下，出现象“汉芯”这样的案例就在所难免了。在国有资产不能流失的避雷针下，即使发现有问题，也会尽量保住项目不让其出清，这也是当下地方政府芯片投资的困局。 在体制内市场，产品做到70分，也许也够了，但是在体制外市场，产品必须做到100分，有技术壁垒的公司可以轻松碾压其他后进者，比如高通的基带芯片和座舱芯片，英伟达的GPU，TI的模拟芯片，ASML的EUV，JSR的光刻胶，台积电的工艺，正因为它们占据了技术城堡，才扼杀了竞争。 技术壁垒也并非大公司独有，小公司也各有各的生存模式，一门手艺就可以带来差异化，专业化就可以带来超额溢价，有一定的口碑和品牌护城河，本质上是一种“专精特新”的产品模式。 应该说，技术壁垒是可以对冲体制内市场的唯一法宝。 理解了中国的特色经济学，就会明白为什么美国市场的各种对标企业、经营指标、方法论、成功路径、和投资策略，在中国的市场会失效。中美两国市场的差别是制度性的，而不是发展阶段性的（跟单纯的人力成本弱相关）。政策红利在中国是一种重要的企业战略要素。获取政府的“转移支付”的能力是国产芯片公司特有的资源，只有深刻理解了这种制度性差异，才能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的芯片市场，找到各自的生存之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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